本帖最后由 田间小草 于 2016-8-22 14:09 编辑

在日常所接触的影视作品和历史故事中，经常会看到官府对于罪犯的判处中有“秋后处决”的字样，可是为什么杀个人都还要等到秋天呢？不是有就地正法，不是有斩立决甚至廷杖吗？难道古人不懂，罪犯不处决，民愤就难以平复，就无法保证司法的公信力吗？然而恰恰相反，让中国历代都保持“秋后处决”这种做法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古人为了最大限度的保证司法的公正性。

当然关于“秋后处决”这项传统，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古人讲究四季更替，天象与人间要对应，秋在五行中代表金，金主肃杀，而且从汉代开始，天人感应直说甚嚣尘上，所以作为天子的皇帝，也当然要让子民的生死遵从老天的规律。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说法是指，秋收之后，就是农闲时节，而在此时处决人犯，会有更多的百姓能够围观，从而起到威慑的作用。当然这些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可是如果真的只把古人想成只追求形而上的虚无主义的化，也未免太小瞧他们了。 秋后处决，其实是为了给这些犯人一个缓冲的时间，就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缓期执行”。而要说清楚“秋后处决”，就要先弄明白与它伴生的词汇“秋审”。秋审这项制度的雏形在明朝天顺三年开始出现，一直到清朝顺治年间才形成规范，成为写在《大清律例》中的法则。

在清代秋审其实是为了给那些判处“斩监侯”和“绞监候”的犯人一个复审的机会。一般来说清代的审核都是由案发地的官员在将卷宗和宣判结果送交给刑部后进行的，而其中谋反、大逆、杀官这些罪行是可以直接经刑部上报皇帝后，判处斩立决甚至凌迟、枭首的。但是其他的一般的杀人事件如果被判处了斩或者是绞刑之后，就必须要将卷宗送给“三法司”共同审核。 其实刑部并不是现代人想象中的大权独揽，掌握罪犯生死的唯一机构，而是要和其并称为三法司的大理寺、都察院共同审理才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该杀，而这一系统类似于封建时期的“公检法”。在三法司共同审核的过程中有案件如果存在“情罪不符、引律不当”等情况的时候，三法司对地方官府的判决有异议的时候，就可以申请将此案判为“斩监侯”或“绞监候”。 而这样的结果无疑是为这些罪犯提供了宝贵的取证时间，在清代每个地方都要在某一个日期之前将本年的所有判处死刑的案件交给刑部，但这个日期并不是固定的，例如江苏是每年的二月初十，河南是三月初十，而直隶省则是三月三十，尽管每个地方的上交日期不同，但最少也可以为死刑犯争取到四个月的重新调查的时间。

秋审一般在每年的八月进行，先是由三法司和九卿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将刑部已经判处死刑的犯人进行审核，而这些人一般都是没有异议的事前商议好死期的罪犯，这个叫做朝审。秋审就在朝审的第二天开始举行，这一天会将各省份提交上来被判为斩监侯和绞监候的案子，进行再次审核，如果三法司的及在场的其他官员没有异议，就将这名犯人的罪行落实，发回原地，由地方政府执行死刑。 如果说其中有人有不同的意见，那就厉害了。先要由持意见者将案件重新报给刑部，然后由刑部再次汇报给皇帝，听取安排，一般最后都是交回再议。然后由三法司的各个部门参照以前的旧例进行对比，这就类似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是不成文的法律一样，根据这些然后再次决定犯人的生死，如果连续三年的秋审，都始终存在异议的话就可以免除死罪，进行减刑，是类似于死缓改无期，无期改有期的一种手段。

可是古人为什么要这么麻烦的将案件来回折腾呢？在《清史稿·刑法志》里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而这也是那些有良心的官员最大的理由，此外在宋元之后，各朝的尸检手段和方法都是根据宋慈的《洗冤集录》来进行考证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况且下属的仵作与官僚若是再学艺不精或是欺上瞒下，那就是对人命最大的亵渎。而这些三法司的官员如此严苛，除了是他们的本质以外，同时司法公平与严肃也是帝王取信与百姓最重要的手段，所以万万不可出错。 而除了司法部门本身自查以外，犯人的家属也可以进行上诉，如果是县衙定的罪，那么上诉就必须按照“府、道、司、院”的顺序逐级进行，否则“越诉者笞”。而绝对的权利就会滋生绝对的腐败，所以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明史·刑法志》中就记载了在嘉靖元年，有三法司官员被买通后，故意将其中一件案子翻案，导致迟迟不能动刑，错过行刑时间之后，就要再次审理。逼得给事中刘济等上书给皇帝，请求处决犯人最晚必须在当日未时（13:00~15:00）之前动手，不然容易多生事端。

虽然历朝历代的三法司，都将死刑的核准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但还是挡不住一个叫“就地处决”的名词。清代在咸丰三年之后，由于捻军、太平天国相继兴起，盗匪横行，所以各地的官员往往是先将这些土匪强盗当场杀死，然后才上报朝廷。而这个风气就从此一直延续了下去，但是谁是匪？谁该杀？谁有罪？这就不知道了，毕竟死人不会说话，而且这其中官府可做的文章也大多了。因此也就形成了晚晴司法判决上的污点，让人产生了一种封建社会法制不全，滥杀成性的印象。 来源：头条号 / 明清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