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母亲（聂绀弩）
发布时间：201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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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母亲
聂绀弩
（这是聂绀弩先生写于1940年的文章，历经大半个世纪，此文并不减其痛切与警醒意味。究其原因，恐怕是我们的文化给了人打小孩的底气。聂绀弩先生文质俱佳，值得一读。）
只看见怎样做父亲的文章，却没有人写怎样做母亲，好像母亲本来天生会做，毫无问题似的。其然？岂其然乎！盖男性以其事不干己，新女性又恐怕早薄良母而不为，女孩子之流，则尤病其羞人答答，于是谈者稀耳。
然而问题是存在的。
我的母亲于不知什么时候死去了。说几句与题无涉的话，她的死，是与抗战有关的。故乡沦陷，老人们天天要爬山越谷，躲避鬼子，衣食住一切问题都无法解决；六七十岁，向来就叫做风烛残年，烛本将尽，风又太猛，飘摇了几下，终于灭了。
我听见了这消息，奇怪不，没有哭，并且没有想哭，简直像听隔壁三家的事情似的。这很不对，但我本来就不是孝子。其实这淡漠，早在母亲的意料之中，她曾对我说：“将来你长大了，一定什么好处都不记得，只记得打你的事情。”知子莫若母，诚哉！
十年前，我已二十多岁，正在南京做官。人做了官，就要坐办公厅，开会，赴宴会的。有一回在一个很俨乎其然的会议上，偷看一本小孩子看的书，记得是中华书局出版，黎锦晖之流所著，书名仿佛是《十姊妹》什么的。那会议也是与抗战有关的，一位先生站起来演说了半天，说得十分激昂，末了说，我们的国运实在是很怎么的，座中已经有人在流泪了。他指的是我，全场的人也都向我回过脸儿来，吓得我连忙收起了《十姊妹》，原来我看书看得不觉流出泪来了。
《十姊妹》之类，并不算好的儿童读物，也决不能感动那时候的我。但是文字写得很有趣，很有些孩子话，使我想到，这书，本是应该在小时候看的，而我小时候没有看见，于是又想到我的小时候，那是如何的一截黑暗的生活哟！大概就这样想着想着，不觉竟流泪了。
其实所谓“黑暗”，也没有别的，不过常常挨打而已。打手常常是我的母亲——说常常者，是说打我的人除了母亲之外，还有父亲和我的亲爱的老师们也。
中国许多妇女的日常生活，简直单纯得像沙漠上的景物，一生一世，永久只有那样几件事做来做去。有几位朋友的太太，几乎天天打牌，几乎像是为打牌而生。然而也难怪，不打牌也没有别的事可做，她们也似乎做不出比打牌更好的事。我本来觉得她们太无出息，这样一想，却反而同情她们了。
我的母亲也是打牌党之一。她一拿起牌，就不能再惹她；一惹，她就头也不回，反手一耳光。输了钱，自然正好出气；奇怪的是，就是赢了也是这样。据说，一吵，就会输下去的。不幸的是，她几乎天天打牌。
然而打牌也有打牌的好处，就是打牌时，她没有工夫管我。凡事，只要她来一管，我就不免有些糟糕的。父亲先是常常不在家，后来是死掉了，别人隔得远，屋里除了她和我，就只有丫头老妈之流，没有说话的资格，也根本说不出什么话。这场合，无论她要把我怎样，你想，我有什么办法呢？
有一次我大概还只有六七岁，一天中午，正独自在厅屋里玩——我小时候常常独自玩的，忽然听见母亲在堂屋里喊我。我虽然小，但一听母亲的声音，就会知道她的喜怒，我觉得这回的声音是含着无限的抚爱的，好像急迫地需要抱我，亲我，吻我的样子。我从来未受过抚爱，从来未听过这样抚爱的声音。至少我的记忆如此。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我大概是天生的小人，小人得宠，就难免骄矜，难免不逊，正所谓得意忘形的。当时不知怎么一想，竟和母亲躲起迷藏来了。我躲在厢房的门角落里，任母亲怎么喊也不答应。母亲接着喊，甚至连乖乖宝贝都喊出来了。声音是那样柔软，那样温和，仿佛现在还在我的耳边，是我在童年所听到的惟一的抚爱的声音。越是这样，我就以为她要跟我玩儿，我也越要逗她玩儿，越是躲着不做声。声音渐渐近了，从堂屋喊到厅屋，打厢房门口过的时候，还把头伸进去探索了一回，可是没有看见我在里头，我和她只隔一层薄木板呀。我竭力地忍住笑，不做声，她就喊着喊着，到大门口去了。母亲今天跟我玩儿，我高兴极了；母亲走在我身边，却没有找着，多么有趣呀，我高兴极了。我实在掩藏不住我的欢喜，实在忍不住笑，就哈哈大笑地从门角里跳出来，在母亲的背后很远的地方喊：“我在这里呀，哈哈，我在这里呀！”一面喊，一面还笑着跳着。可是等她扭转身来，一看见她的脸，我就知道糟了，她的脸，完全被杀气，不，应该说是“打气”所充满着。然而想再躲在门角落里不做声，已经不可能了！
她一转来，就扯住我的耳朵，几乎把我提着似地扯到堂屋里，要我跪着，她自己则拿着鸡毛帚。“赶快说，你把钱偷到哪里去了！”
原来她房里桌上有一个，至多也不过两个铜板不见了。我本没有偷，只有说没有偷。可是她不信，最大的理由是，没有偷，为什么躲起来呢？要是现在，我一定可以分辩清楚；但那时候，自己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躲起来，尤其说不出为什么要躲起来。我是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十多岁的时候，常常到衙门里去看审案。我觉得坐在堂上的青天大老爷总是口若悬河，能说会道；跪在下面口称“小的小的”的家伙却很少理直气壮的时候。并非真没有理由，不过不会说，说不出。有时候，恨不得跑出去替他说一番。我同情这样的人，因为自己就饱有跪在母亲面前，目瞪口呆的经验。把话说回转去，我既无法分辩，就只有耸起脑袋、脊梁和屁股挨打。母亲也真是一个青天大老爷，她从来不含糊地打一顿了事，一定要打得“水落石出”。偷钱该打，不算；撒谎该打，也不算；一直打得我承认是我偷了，并且说是买什么东西吃了，头穿底落，这才罢休。不用说，这都是完全的谎话。
记得很清楚，从那次起，我知道了两件事：一、钱是可以偷的；二、人是可以撒谎的。
在孩子们的记忆中，过年常常是印象最深刻的。过年，穿新衣服，吃好东西，提灯笼，放炮仗，拜年，得压岁钱等等，和平常的生活是那样不同，那样合胃口，人要一年到头都过年才好玩咧。差不多一进十月，就扳起指头算，还有八十天，还有六十五天，还有二十四天……这样地盼望年的到来。
过年，只有一样事情不好，就是有许多禁忌。死不能说，鬼不能说，穷，病，背时，倒霉，和尚，道士，棺材，打官司，坐牢，杀，砍……也不能说，尤其是在“敬灶”、“出天方”的时候。已经在神柜上贴着“百无禁忌”、“童言无忌”了，岂不好像可以随便了么？可是还不能说。不能说，自然更不能做出任何类似，象征那些字样所表示的意义的事情，乃至多少有些损失、灾害的事情，比如，打破碗，扯破衣服，跌破头等等。而一个总的禁忌，就是惹大人生气，撩大人的打骂。据说，腊月三十或者正月初一，如果撩大人打了，那就一年到头都会挨打的，虽然那两天吃了好东西，并不一年到头都有好东西吃
十岁或者十一岁的一个除夕，已经过了半夜去了。母亲烧好了年饭，预备好了团年酒，躺在床上烧鸦片烟给父亲吸。我呢，自然无事忙，一时跑到街上，看看通街的红灯笼、红春联，热心地欣赏那些“生意兴隆通四海”之类的词句；有时候又跑进屋里和小丫头讲讲故事，看各个房里的灯火是不是燃着，平常，没有人住的房里是不点灯的，甚至于还敢于挨近母亲正和父亲横躺着的床边，听他们谈谈下一年的生活打算之类。父亲是个读书人，他的那时代，大概是读书人倒霉的时代，至少他自己就倒霉了一生：满清时候没有考到秀才，祖上传下的一点产业，坐吃山空，只剩下一幢房子了——这房子一直留到抗战后才被日本强盗炸光；很早就吸上一付烟瘾，不能远走高飞；在地方上做过几回事，也都因为吸烟被人家告发而被撤职了。这时候，已经一连好几年没有职业，家景实在一天不如一天。母亲平常就常常和他吵架的。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就盼望着奇迹，盼望神灵或祖先的保佑，而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日子里。比如说，无灾无病地戒掉烟瘾，外面忽然有人请他出去做官，地方上的事忽然非他出来不行等等。这希望既然等于奇迹，要倚仗着不可知的力量，而又在未来的日子里，所以父亲虽然是个读书人，其迷信的程度，也就和略识之无的母亲差不多，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
“××！”母亲叫我，“你去到各个房里上上油，添点灯草，把灯都点得亮亮的，菩萨保佑明年一年顺顺遂遂。要小心，不要把油泼了！”
我一手拿着清油壶，一手握着一把灯草，到每一间房里小心翼翼地做好了所做的事，回来把油壶放在原来的地方，放好了，走了几步还回头去看了一回。
“油都上了吧？”母亲问。“上了！”“没有做坏么？”“没有！”
“还好，”父亲在旁边说，“听声音蛮透彻的。”
但是到了天快亮了，父亲的瘾过足了，起来准备“敬神”的时候，母亲到放油壶的地方一看，油壶却躺在油滩里！什么原故呢，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大概不是小丫头故意害我，就是老鼠先生和我过不去。母亲是最讲禁忌的，父亲又希望这一夜有个好的兆头，泼油又本来代表输钱，亏本，损财这些意义的。这样一来，以下的不必说，总之，正在别人家“出天方”，满街的炮仗乱响的时候，母亲为首，父亲帮忙，把我揿在椅子上，打得像杀猪样地叫。我的腿被打跛了，以致第二天还不能到亲戚人家里去拜年。
又是过年，可是不是除夕，大概是初三或者初五。我们过年是过半个月的。
伯父的灵屋子供在堂屋里，他死了一年多，夜晚，父亲不知从谁家里吃了春酒回来，感觉得身上不舒服。父亲常常身上不舒服的。母亲说：
“××，你在你伯伯灵前烧烧香，磕几个头，叫伯伯保佑爹清吉平安。”
“我不！”我说。“为什么不呢？”母亲和父亲都很诧异。
我已经十一二岁了，高小一年级已读过，年过完，就要进二年级。那时的高小，学生都很大，我在班上算是最小的，因之，某方面的程度，也比后来同级的学生要高。我在学校里是高材生，这时候，已经知道人死了还有魂魄什么的，不过是句谎话。因之，伯父的灵位也者，其实，不过是一张纸上写的几个字，决不会有什么力量，能够保佑父亲的病好。就算伯父真有魂魄什么的吧，那魂魄也不过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他活着的时候，既然不见有什么了不得，为什么一死，就神通广大，能够作威作福了呢？父亲的病，明明是体质和保养的问题，决不是鬼神所能为力；如果死生有命，疾病在天，伯父纵然有灵，也未必能逆命回天；如果能逆命回天，伯父既然是爱父亲的，那就不必烧香磕头，也会保佑父亲好。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的确是这样想的。
但是等“为什么不呢？”问到头上的时候，我却无话可答。我还没有把心里想的源源本本，有头有绪地说出来的能力。理由，向来只写在文章上，口头上没有说过一回，在母亲的积威之下，也没有申述理由的习惯，虽然我相信，假如我能够说出来，甚至于母亲都会饶恕我的。我说不出，说出的简直不成其为理由。我急了，爽性低着头，撅着嘴，样子大概很难看的。
“说呀，”父亲说，“不说，就照妈说的做。”我还是没有说。心里非常想说，却被不知什么东西堵住了口。我仍旧低着头，撅着嘴，动也没有动。
“你看你多没有良心！”母亲厉声地说：“烧香磕头，是你伯伯受了，被保佑病好的是你的爹，事情又这样容易，你都不做，是什么意思呢？还不赶快烧香，还要我动手请你么？”
我听了这话，为了受到威胁与冤屈，又明知一顿皮肉的痛楚马上会来，简直不觉掉下泪来了。我小时候性情很倔强，宁可挨一顿打，不愿意做声明了不做的事。结果不问可知，母亲手上折断了一根鸡毛帚，我的背和屁股上添了许多青的紫的伤痕。父亲没有说话，也没有帮忙。要帮忙则因为身体不济，要劝阻却又恼怒我没有良心。
母亲打我的时候，从来不哑打。一面打，一面一定骂：“砍头的！”“杀脑壳的！”“充军的！”“短阳寿的！”母亲虽不能说是大家闺秀，却也不出身于什么低微的人家，不知为什么知道那么多的骂人的话。现在我在编一个报屁股，接到的文章，常有骂人的，这里的“骂”就是直截了当的破口大骂，与鲁迅的文章常被人称为骂的骂不同，比如说，骂银行行员是豪奴甚至是巴儿狗之类的，别的刊物上，有时也有同样的骂，《野草》上就有人骂人是“准……”。拿笔写文章的人，想不到竟如此专制，蛮横。然而也未足怪，也许他们也有一个像我的母亲一样的母亲，他们实在比我还要像我的母亲的儿子。
其次，母亲打我的时候，从来不许我的脚手动一下。她有一句术语，叫做：“动哪里打哪里。”儿子也很难喂得像绵羊，动一下，跳一下，一面固然是心里受了许多冤屈，无可申诉；一面也只是一种简单的生理的反应，但这却多费了母亲的许多力，也使父母的贵体多吃了许多苦。
母亲在我做了官的时候还称功说：“不打不成人，打了成官人，要不是我从前打你，你怎会有今天？”为了证明她的话之不正确，我有时真想自暴自弃一点才好。
有一出戏叫做《甘露寺》，是刘备在东吴相亲的故事。某年，我也演过甘露寺里的刘备那种角色，结果不大佳，据相亲者观察我是没有受过家庭教育的。大概因为我不善周旋应对，对人傲慢少礼等等。我也实在没有受过什么家庭教育，也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家庭教育；至于身受的，简单得很，就是母亲的一根鸡毛帚。我从小就很孤僻，不爱和人来往，在热闹场中过不惯。这是鸡毛帚教育的结果。我小时候总以为别人都是有母亲疼爱的孩子，他们不了解我的苦楚；我也不愿意钻进他们幸福者群的圈子里去。纵然有时钻进，快乐了一阵之后，接着是母亲的充满了“打气”的脸和她手中的鸡毛帚那实物，马上就想到我和别人是如此地不同。“欢喜欢喜，讨根棍子搬起”这是一句俗话，意思是快乐之后会挨打，也就是乐极生悲。一回乐极生悲，两回乐极生悲，久而久之，就像乐与悲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为了避免悲，就看见乐也怕了。孩子们有一件很奇怪的事，一块儿玩来玩去，不知怎么一来，就会起冲突。在这样场合，别人有一个最好的制服我的法子：“告诉你的妈妈去！”我几乎现在听见这句话了还怕，在消化不良的夜晚，有时还做这样的怪梦，不用提在当时给我心灵上的打击。
鸡毛帚教育的另一结果，是我无论对于什么人都缺乏热情，也缺乏对于热情的感受力。早年，我对人生抱着强烈的悲观，觉得人与人之间，总是冷酷的，连母亲对于儿子也只有一根鸡毛帚，何况别人。许多朋友，起初都对我很好，大概因为我没有同等的友谊回答，终于疏远了。许多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未尝不如兄如弟，甚至超过兄弟的感情，但分手之后，就几乎把他们忘掉了。不但对于朋友，对于事业也是这样。对人生既抱悲观，对事业就当然也缺乏坚信与毅力，也就是缺乏一种热情。我不知道小时的遭遇为什么给人的影响这么大，许多年来，曾作过种种的努力，想把我的缺点改过来；无如“少成若天性”，一直到现在，还是不能完全消除。
此外，鸡毛帚教育的结果，是我的怯懦，畏缩，自我否定。从小我就觉得人生天地之间，不过是一个罪犯，随时都会有惩戒落在头上。中国的社会也真怪，书本上虽然有许多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说得天花乱坠；但实际上，家是靠母亲的鸡毛帚齐的，学校是靠老师的板子办的。“国”或“天下”的治平，恐怕也靠着扩而充之的鸡毛帚和板子。人生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就会一天到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坏事或者真不敢做，好事也不免不敢擅动。这不敢做，怕鸡毛帚；那不敢动，怕板子；终会有一天会自己问自己：“我究竟能做什么呢？”孔子曰：“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我已经快四十岁了，东不成，西不就，实在“不足畏也已”。曾经有过许多事业的机会，都由于我的孤僻，无助，怯懦而失掉了。自己无出息不在话下，不也有许多是母亲的鸡毛帚的功劳么？
喜欢打孩子的，决不仅我的母亲一个。我之所以想起写这篇文章，也就是因为隔壁有一个常常打孩子的母亲。在街上走的时候，类似母亲的人物，拿起一根鸡毛帚什么的，打着正在鬼哭神嚎的孩子的事也常碰到。我有一个牢不可拔的偏见：无论为了什么，打孩子，总是不应该的，而错误总是在大人一边。
我不是教育家，也不是心理学家，不知道所谓家庭教育，究竟应该是些什么；我只相信，无论是什么，却决不能是打。家庭教育给人的身心的影响究竟有多么大，我也不知道；但我相信：打给予孩子的影响，决不会是好的。
既称家庭教育，当然也包括父亲对儿女的施教。但带孩子，管孩子，常常和孩子在一块儿的却是母亲。俗话说，“父严母慈”，我的经验却是相反的。父亲不大打太小的儿女：比较理智，能够一片一片的大道理说，许多场合都君子似的动口不动手，儿女有理由，也比较容易说清。就今天的一般情形而论，父亲的知识水准往往高些，活动范围广些，眼光远大些，不大专注儿女的一些小事情，许多父亲又坐在家里的时候少。所以我以为父严倒不要紧，母严才是一件最倒霉的事。男主外，女主内，是老例，母亲的权威，在家庭里，有时比父亲的还大，而且更无微不至。
也许有人说，母亲应该管教孩子。天下往往有溺爱不明的母亲，对于孩子百般骄纵，使得孩子从小就无所不为。那样的母亲是值得反对的。不错。不过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母亲之应反对，是在她对于儿女没有教，却不在于没有打。
“扑作教刑”，老例是以打为教，寓教于打，打教合一的。其实两者却势不两立。打是一件最方便最容易的事情，只须用手就行；教则要方法，必须麻烦更尊贵的东西：脑；而有些人的脑又是根本不合用的。人都有一种惰性，喜欢避重就轻，避难就易；既然用手可以解决，何必惊动脑呢？脑是个用则灵，不用则钝的东西，不用过久，就会变成猪油，纵然本有教的方法也会消失，更不要希望它会产生新方法来。何况人都喜欢任性，打是件任性的事；习惯又会变成自然，打成习惯了，想改掉也很难。扑作教刑，结果就一定只有打而没有教了。
倘肯首先停止打，就算一时没有教的方法，只要肯用脑，总会想出，学会的。
然而中国受专制思想的影响太久，中国的人性往往对强暴者是驯羊，对柔弱者却是暴君。俗话说：“十年媳妇十年磨，再过十年做婆婆！”意思是做媳妇时，无论受怎样的折磨，都应一声不响，终有一天，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至于对柔弱者的同情，似乎向来就不发达。中国的妇女受的压迫太厉害，生活太枯燥，活动范围太狭窄，知识水准太低。这都会使人变成度量窄小，急于找寻发泄郁闷的对象的。而这对象，在家庭里，除了锅盘碗盏，鸡犬牛羊之外，也实在只有孩子们了。
像这样说来，怎样做母亲，倒是个大问题；叫母亲不打孩子，不但不是探本之论，或者反而有些不近人情。好在我的文章，不会被每个母亲都看见，中国现在多数的母亲，恐怕也没有看文章的能力，习惯，乃至自由，反正不会有大影响。我的本意也不过在向有志于做母亲者以及有志于劝人做母亲者说说，使一两个小朋友或可因此而少挨一两次打而已。
怎样做母亲呢？让别人去讲大道理吧，我却只有两个字：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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