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今年76岁。2001年从条海小学教导主任的岗位上退休，2006年开始创办校外教育辅导站，后来由1个站扩展到8个点，接受辅导的学生和幼儿从20多人发展到120多人。今年6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了我办留守儿童辅导站的专访，《人民日报》6月6日“要闻版”发表了记者采访我的报道，我还评上了“中国好人”。

创建“余礼儿童辅导站”

2006年春天，我在镇关工委主任吴德尧的鼓励支持下，创办了全镇第一个校外教育辅导站——“余礼儿童辅导站”。我将自己家中用于会客的近百平方米瓦盖玻璃墙房子腾出来，作为孩子们学习、娱乐的活动场所。我自己掏钱买了8张正方形的钢化玻璃桌子，在房间里一字摆开，每张桌子上都放着2只玻璃盘子，一只盘子里面放的是汉语单词翻译成英语的卡片，另一只盘子里面放的是汉语拼音棋子。墙上挂的摇篮字典。所谓摇篮字典，就是偏旁部首，以及含有这个部首的一组汉字。每个字中的部首部分，都用不同颜色标注出来，让孩子们一看就清清楚楚。

我的校外辅导，与众不同的是辅导方法生动活泼，对孩子们有吸引力。我不是简单地把课堂教学搬到辅导站来，也不是像一般家长那样，看住小孩做作业，随时接受孩子询问，帮助孩子纠错，而是根据孩子们好动好玩的特点，设计出一些游戏和表演节目来，让孩子们边玩边学。我制作了100多副“汉语拼音棋子”，除了给来站的孩子玩，还送给周边的学校让孩子玩。今年暑假，新华网、江苏电视台和扬州大学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王昭君，先后前来拍摄了孩子们玩汉语拼音棋子的全过程，上海、南京、江阴、太仓也有师生前来参观访问。我还编写了汉语、英语《双语联唱》的唱词，谱了曲，教孩子们唱，既学汉语，又学英语，用这样的方法辅导孩子，孩子兴致高、趣味浓、分得清、记得牢，提高了学习成绩和学习信心。

我家里的“余礼儿童辅导站”开办以后，周边的孩子要求参加的越来越多，光靠我家里这个辅导站已经容纳不下，而且路远的孩子前来参加活动，我也担心途中的安全。所以，我又在镇上创业街和附近村，找住房比较宽敞的农家协助，先后开辟了7个辅导点，包括一个电子阅览室。每逢节日，各辅导点都悬挂国旗、队旗、红灯笼，开展唱红歌、讲革命故事、教电子琴、学电脑等活动。每个点都推选一个高年级学生担任大队长，还请海河小学老师丁海翠、东方红幼儿园幼儿教师吴其龙，以及退休中、小学老校长戴静园、于从智、刘以训和老教师王志强、王桂英等人，帮助我做点上的辅导工作。我自己则在双休日轮番到点上去作辅导，半天跑两到三个点。

我办辅导站，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开始有点不理解。后来，他们看到我做的事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有意义，就支持我。过年过节他们回来，都到辅导站看看，拍拍照留个纪念。他们要在经济上支持我，我不要，我说：我有钱，只要你们理解爸爸就行。

关爱留守儿童和特困生

我们村夫妻双双在外地务工经商的人比较多，孩子大都留在家中，由祖辈或其他亲友照管，我对这些留守孩子予以特别关爱。我不但优先吸收留守孩子到我的辅导站、点参加文体活动，平时还经常登门为留守孩子辅导家庭作业。我经常骑着自行车，经过四条街、三座桥、五个十字街口，来回十几里，挨门逐户为十几名留守孩子辅导学业、释疑解难。海河小学三年级女生戴梦妍，父亲在上海、母亲去日本务工，她平时由不识字的爷爷奶奶带着，学习成绩不佳。我让她来辅导站学电脑，经过十几个双休假日的辅导，如今她已经能娴熟地打中文、译英文，期末考试，英语考100分、数学99分、语文97分，成了一名“三好生”、优秀班干。

我不仅在思想品德和学业上关爱留守儿童，在生活上我也千方百计地照顾。春天我给家庭经济困难的留守儿童送春卷，夏天送韭菜、鲜玉米，秋天送新米、山芋，过年过节送包子，还送一些鸡、鸭、鹅。我老伴陈必云，双休假日给在辅导站免费吃饭的孩子们烧菜做饭，不收家长一分钱。我自己花钱给留守儿童送生日蛋糕，过年过节还免费给特困家庭留守儿童换新衣。我老伴进城或走亲戚回来，总要带些果品、巧克力分给孩子们，孩子们总是亲切地喊她奶奶。有人问：“这么多孩子在你家，您不觉得烦？”她笑着说：“我孙子、外孙子都在外地，他们就是我的孙子、外孙子，吵吵闹闹更觉得高兴！”

对村里的特困儿童，我尽力而为予以资助。我父亲李柏森是一名抗日老战士。海河镇人民政府为了纪念他，在海河小街命名了“柏森路”。我母亲杨兰英91岁离世，留下20多万元遗产。我们兄妹8个一合计，决定用这笔钱建立“柏森兰英基金”，我带头，兄妹8人，每人每年再向基金会捐资一万元，用于资助贫困学生。我们村的儿童董秀芝，年幼丧父，跟爷爷奶奶生活，家庭比较困难，我们每年资助二千元供她读书。8年来，“柏森兰英基金”已开支了十多万元，共资助特困儿童20多人次。

我的“中国梦”

创办“余礼儿童辅导站”以来，我为完善辅导站硬件，置办桌椅、乐器、黑板、健身器材等，累计已花了8万多元，还成年累月为办好辅导站奔忙，有人不理解，说：“老李呀，你何苦呢？”我想，我是共产党培养成人的，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党恩永不忘，为党的事业工作，就是闲不住。我想，人活在世上不做点好事、善事，不对社会做点贡献，就对不起党，也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后代。

我有退休工资，家里种14亩稻麦两熟地，还养鸭、养鱼、养羊，一年收入七八万元，我每年拿出一万多元，给孩子们作小奖励。一年四季农活很忙，我除了办辅导站外，还在早晚帮老伴做农活，虽然人累一点，但我有精神。为了办好辅导站，我60岁学弹电子琴、70岁继续学英语，71岁学电脑，为的就是更好地给孩子们作学习辅导。

我90高龄的母亲病危住进县医院，我白天让兄妹服侍，自己在家辅导孩子，晚上乘车去县城换班，第二天早上再乘车回来，直到老母病故，一天也没耽搁孩子。

2014年7月下旬，我被查出直肠癌，去北京手术治疗，辅导站被迫关了门。我身在医院，心在辅导站。住院期间，我从护士服务台借来笔和纸，边养病，边编写德育、法治、语数外等辅导教材。2015年春，我出院回到家，前来探望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我坚持边化疗、边工作。海河小学校长戴浩明，送来桌子10张，长凳10条，还有黑板、书橱等，校外教育辅导站又重新开张起来。

“余礼辅导站”能越办越好，与上级关工委的有力支持分不开。县关工委将省文明办、省关工委支持的电脑，给了我4台，成立了电子阅览室。2016年7月25日，市关工委主任陆树臻等领导专程来我们辅导站考察，回去后又支持我的辅导站2台电脑、1架电子钢琴、1台立式空调。

我办辅导站，使许多孩子在校外受到良好教育，乡亲乡邻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也积极支持我的辅导站工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民企厂长夏正连顶着炎日，请人用拖车把闲着的乒乓球桌送给辅导站用。木匠宗守来、张正飞两师傅，手里活紧，起五更、睡半夜帮我修乒乓球桌，打了几十面彩板和几十块小黑板，不收一分钱。个体户于堂，无偿让出两间楼房供辅导站办学用。海河小学杨浩、姚奉成等老师，经常来我站辅导孩子做作业。老校长王斯祥身患重症，疼起来几天几夜不能睡觉、吃饭，就这样，他在去北京治病的火车上，还为辅导站编革命故事、写辅导材料。如今，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已在我们镇形成了一个良好社会风气。

12年来，我倾心倾力办好辅导站，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我总觉得自己做的离党的要求和孩子的期望还有差距。今后我要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把辅导站、点进一步办好，助力更多孩子健康成长。（射阳县海河镇条海村关工委副主任 李余礼）

 摄影 郭瑞  编辑 滕桂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