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我15岁时参加了新四军，两年后在“苏中七战七捷”战斗中负伤截去右下臂，是二等甲级残疾军人。1952年，我走上革命传统教育讲台，用残肢向下一代“传递”红色火炬。66年来，我先后被70多所大中小学、幼儿园聘为校外辅导员，用一只左手写下15万字手稿，给青少年写信4000余封，先后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6000多场，听众达500余万人次，并帮教“大墙内”失足青少年30多人，资助贫困学生10多万元。多年来，我先后荣获了“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2012年度中国好人”等100多项荣誉称号。

我在参加关工委工作的过程中，做到传统教育方式不断创新。2003年，我利用政府在居民小区屋顶平改坡的机会，在自家阁楼上花费4万多元建了一个40平方米的“家庭微型革命陈列室”。将50多年来收集的革命史料、文物、照片和青少年寄给我的5000多封书信、贺卡等展示出来，有采自嘉兴南湖、井冈山和延安延河的水。还有井冈山的红土、红米，延安的小米，以及战士们替代纸张用来学习的桦树皮。我常想，在我有生之年，要为子孙留下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当孩子们看到这些展品时，先烈们艰苦奋斗的场景会浮现在他们面前。

2014年年底，在无锡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将我的家庭陈列室搬迁至江苏省荣军院250平方米的老干部活动室，后在省、市、区关工委的支持下，内容得到充实，条件进一步改善，并以我的名字命名为“吴成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此后，慕名前来接受艰苦奋斗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人络绎不绝。有学校、社区辅导站组织来的，也有父母带着孩子来的。一位孩子的母亲说：“现在的孩子什么都不缺，不缺吃、不愁穿，缺的就是艰苦奋斗的教育。”近年来，每年前来参观的有近百批、2000余人次。

在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中，我遇到了一个特殊群体——未成年犯管教所、戒毒所、收容教育所和监狱内的失足青少年。

1992年，我第一次走进未成年犯管教所去讲课时，看到正当花季的孩子因染上毒瘾而误入歧途，我痛心之余在自问：活着的我该做些什么呢？战犯尚且能够改造，更何况是一些犯错的孩子？从此，未成年犯管教所、戒毒所、收容教育所和监狱成为我长期的“工作阵地”。

生活在一个破碎家庭的王利（化名），很小就混迹社会，15岁时被送进了未成年犯管教所，家人也从不去看望他。在王利眼里，未来一片黑暗。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了我的报告，他鼓足勇气提笔写了一封信：“吴爷爷你好，我现在身无分文，想问您借60元钱，将来一定还！”收到信后我二话没说，就把钱寄了过去。平生第一次得到信任和温暖，王利大哭了一场。他没想到，就凭一封简单的信，吴爷爷会给素不相识的他寄钱。看来，这世上还是有人在关爱他的。不到一年，王利因表现良好提前释放。如今，王利有了稳定的工作。他说：“吴爷爷的话和给予我的温暖，让我受用终生！”

20多年来，我为失足青少年讲课200余场次，结对帮教190多人，转化效果明显的有128人。其中，结对帮教的7名重刑犯，已有6名立功减刑回归社会。为帮助和挽救失足青少年，我先后花费了十几万元。

当我获得70多项荣誉称号后，我听到了一些质疑之声：“你一年忙到头，收入该用不完吧？”“你收不收红包？”我说我不会用金钱来衡量奉献的价值，我讲的是战友们、烈士们流血牺牲的故事，是在尽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如果把这些沦落为商品，我岂不愧对了战友和烈士，也是对后代的不负责任。

今后，我准备用“讲、看、做”三个字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服务青少年的正确方向”。

讲，是一种责任。力求做到与时俱进，常讲常新，达到不同对象都愿意听，听了还想听。今年，我到学校、社区等讲传承红色基因、改革开放等报告50场，受众1800余人次。

看，是使命。我将充分运用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把我60多年来讲过的革命传统和收集的红色资料，展现给青少年，让青少年了解艰苦奋斗的由来。自2003年建家庭微型革命陈列室以来，累计来参观的有800多批次、26000多人次。

做，是生命的延伸，是一道无声的命令。今后，只要社会有需求，我一定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去做好，并以革命前辈吴玉章的格言诗句作为我的人生追求：“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息；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我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将一直到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天。（无锡市关工委报告团成员 吴成）

编辑 滕桂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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